褚时键：硬汉88年

十多年前的一天，褚时健75岁的时候，他和任新明说：“我要种橙子。”

绝大多数人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没有什么不甘心的了。但他不行。就这样，从烟草跌倒，再种着橙子爬起来。

在媒体报道中，有一句话形容得特别好：

“所谓英雄本色，说的是男人失意落魄时，怎样找回尊严。”

荡气回肠。

两个月前，拙见总策划田延友先生和杨锦麟先生一行到访玉溪新平褚橙庄园内，和褚老进行了一场交谈，录制了一段对谈视频。

丨采访视频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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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和水果现在让我选，我不搞烟了

田延友：褚老，您原来在烟草这个领域里面已经是功成名就了。现在又在做“褚橙”，也已经做成了一个标杆。两者相比较而言，您觉得哪个领域让您更有成就感？

褚时健：事情成不成的规律都差不多。但是我认为在当年玉溪卷烟厂的时候比现在障碍多，难度大就大在要排除这些障碍。这些障碍有时候是来自高级干部的。这个工厂很少有人去找财政部长。因为烟叶要保持高品质，我认为当时他们的办法不对，我就去找财政部长。

田延友：您直接去找？

褚时健：我去了三回。直到第三次，他跟我说：“你来了三次了，你可能有什么事要找我。前面几天忙，我们两个这下静静地谈谈。”我把事情谈完了以后，他说：“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个事情合情合理，我明天就给你下文件。”那时的干部作风不同。原来省直属整天来跟我们吵，他的文件来了之后，省直属就说了一句：“我们只管红头文件。”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烟草的高速度发展的时代就来了。瞎子不怕老虎啊。

田延友：褚老，现在您的“褚橙”被定义为“励志橙”，您喜欢“励志橙”的这个描述吗？

褚时健：这个也是人家乱拉扯了，不是橙子本身励志，是有这样子两个老人在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把中国最不喜欢的品种变成中国最喜欢的品种，把其中有很多技术问题和其它各种问题都排除后生产出来这样一个商品，这个倒是真的事。所以他们说，你们学学，年纪老到这个程度可以将这个难题解决掉，你们年纪轻轻的更应该努力。

田延友：褚老，如果未来的30年，让您再选择一个投资领域的话，您会投什么？

褚时健：现在的市场在不断变化着。那时搞水果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说烟的危害大，我就来搞水果。水果不影响健康，而且我们各种有害物质的残留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就这一点讲，我说我们就做水果，对人的生活对人有好处。叫我现在重新选择这两个，我不搞烟了。

田延友：下一步除了橙子之外，还会种其他的水果吗？

褚时健：没有能力了，现在我的孙子辈们，他们每人在搞着一个公司，在扩大。我这边等于养着一只老母鸡，每年剩余的钱都给他们，支持他们去搞他们的公司。单保证把产品生产出来还不行，我还要负责把他们的品质搞上去。现在我们一年剩余的利润有个一亿多点，就只是帮他们做物管了。一年给他们每家公司两千多万，让他们做好，明年开始上市了。我就说：“我88岁了，还有一点点精神，帮你们把这个搞上去，但是你们要晓得，产品不过硬，你们随时会垮台。将来要永远关注产品质量，只能比现在好不能比现在差。”叫他们把个人这一块负责好，就心甘了。

褚时键看命运：一路走来，我没有白费精神，都有一点记号  

杨锦麟：你自己说你霸道，对你也有很多争议，你也得罪了不少人，怎么看自己命运的跌宕？得罪人自己觉得怎么样？

褚时健：我很珍惜这些经历。我想做的事不管正确不正确，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就这股牛劲，像牛一样，得罪了人，而且每次都是等到后来才知道我得罪了哪一个人。我想说两点经验，一个，是不要得罪任何人；另一个，要对国家负责。

当时有些高干子弟找我，因为只要在我们这里拿一个火车皮的烟，他就能赚很多钱。像这种情况，遇着我就不会发生。我只能对他们说：“你找我不行，我这边有指标管着的。”当然，侧面上还是跟他讲你去找国家行业的最高领导人去，他给我指标了，我有原料有生产力，我帮你整。但他始终不给我信。有一位小子，遇着我儿子就说：“我们原本找你爸找了三回，三回都吃冷门。”我知道因为这样我得罪了很多人。再后来，在我因为他们倒霉的时候，落井下石的这些人就有一部分在里面，但是多数人对我的印象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倒霉的时候我开始种橙，有很多朋友有来帮我的忙。

他们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我们搞橙，开始的时候销售很困难。别人不知道我们的质量。他们就讲，一年反正你生产的100吨、200吨、300吨、50吨、80吨……我们跟你买，买来之后发给职工，公款还可以搞起。他们帮我搞了两三年，我才度过了难关。    

田延友：褚老您最委屈的时候怎么调节自己的这种状态？您最委屈的时候，有没有最无助的时候？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褚时健：很少。原来组织部的那个张部长，江泽民时代的组织部长，我在北京开会吃了晚饭，他说你要不要跟他们看戏去，我说我不喜欢看京戏。他说今晚上我们两个来谈一谈，我们就谈企业的领导制度。我的看法是，在实践中碰到的那些问题，你们让谁来负责，就把权力给他。所以烟草当时把专卖局、烟草公司、烟厂三合一，三个章就放在一个抽屉里面，这样办事就顺了。后来他推广了这种做法，说明他们是讲道理的。我说党委书记讲这三架马车，党委书记这个权力就是他抓，厂长讲厂长抓，反正从制度上来说不合适。那么你们认为要厂长负责了，你就应该把最终决策权交给他。你不要权力没有，任务一个跟一个来，那个整不好事情的。今年年初，国务院有一群以前我们经常来往的老人下来调研、听意见的时候，说：“以后简政放权，你说说对烟草这些要怎么整好。”我就直接说：“对不对你们根据上级的做，你们要谁负责就把权力放到底，你不要放到省，也不要放到市，你把权力直接放给他。政府拿税，就是我们纳的税越多，它越高兴。如果我的税竞争不过别人，你就把我免掉；但是你把责任给哪个了就应该把权力也给哪个，把权力放下去，放到基层。现在的干部不像以前，踏踏实实，以国家利益为重。乱干的多。

田延友：褚老，您有什么遗憾吗？

褚时健：遗憾是外身的条件帮我找出来了一生的麻烦，这个历史任何人改变不了。走过这一段就只能那样了。就我自己讲，我觉得，我搞过工厂、特大型企业，一般的中小企业我也搞过，最后搞自己的。反正一路走来，我没有白费精神，都有一点记号。其中就是办事认真，确定了目标追求到底。一般大的失误还没有出现过，我酿过酒、制过糖，搞过好多东西，我觉得在当时，我做的会比他们好一点。他们有一些搞糖的、搞酒的，他们要国家弥补亏损，我的只有交税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多。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只要是干实事，我还没有为难过的。

褚时健谈认真：不认真就不行，凡事都做不好

田延友：褚老，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褚时健：我的爱好很难找出来，上山打猎，下河拿鱼。

杨锦麟：现在最大的爱好是到果园去走走。

褚时健：现在我就每天想着二月份我果树的花好不好。花好是质量跟产量的第一步，三月份去看的时候有小果，小果的挂果率有多高，看着看着看到这两天有这么大了，走着看着高兴。人没有希望就没有工作兴趣。中国柑橘研究所、全国那些农业大学来我这里看，他们评价说，现在看起来全中国最好就只有你这一块了，其他的都有病害严重的问题，品质不行。有很多病我们已经把它治好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

田延友：为什么您干什么都能干好呢？

褚时健：整这些事就是要认真。虽然以前种烟，农业我接触得多，但原来的时候种果树这门学问我还是不太懂。但我一开始种橙子的时候，每天凌晨到了四五点，我想着今年我的果树可能还会有什么问题，就睡不着了。翻别人的资料，第二天去找别人讨论。这样一步一步去做，始终会解决问题。不认真就不行，凡事都做不好。一直这样到今天。然后是处理我们和农民的关系。现在农民比我们还认真，因为我们把农民利益共享的问题公平地解决了。所以他们比我们还关心，很多地方他做得到。你看在云南这种贫困山区，一户农户在家拿七八千块钱，在我们这里拿八九万、十万、十几万，农民也高兴，每年年底结算工资，大家的卡上增加好多万，大家都高兴，自然就努力。

田延友：就解决一个合作的机制和制度的问题。

褚时健：单我们自己好不行。所以我说，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土地要升值，土地的产出率要好，只有成片开发。除了资本以外，要有技术、有经验，才能把农民搞富起来。一家人有十多亿，中国农村才是真正的小康社会，用不完的钱。像以前的时候，家里要是有两个娃娃要读大学是困难的。现在无所谓了，家里面还可以买两部摩托，还可以买十一二万那种带棚子的小车。中国农村如果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像这样，三农问题就没有了。

褚时健聊晚辈：这个下金蛋的母鸡，哪个经营得好将来归哪个

田延友：很多人在创业的时候都会选择大城市，觉得大城市里面人才、信息等等各方面都会比较便捷，有很多人在农村或者在一些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创业的时候，失败的原因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您这边有这样的问题吗？

褚时健：像农大毕业的学生，有一年我们招了18个，才有一个人留下来，17个人不适应那种生活，温度又高，热起来三十八九度，生活条件又差，到最后只有留下一个来。解决办法就是把本地人培训好，让他们懂技术，不然你等不了那么久。现在他们人在了，慢慢招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城市里面就业机会越来越少，现在的人也开始愿意下乡了。在我招进来的这些人里面，搞得好的每个人一年有十四五万块钱的收入。他自己也觉得，现在城市里面找不着这样高收入的工作了。城市里头像他们这种情况的，就算大学已经毕业四五年了，每个月给他五千六千块钱他就满意了。但在我这儿，干得好的这些人，一个月有一万多块钱的收入，他自己也就留得下来了。

田延友：褚老，今天跟您的这个交流一旦在我们拙见的平台上播出之后，会有很多人跳槽到这儿来。一万多的工资还是很高的。

褚时健：我们有一些作业长管十万颗树，管四十户人。今年最高峰的时候有五六个，我们叫“作业长”，他们的收入是三十万。我们给他的任务就是，你的质量产量达到要求了，基本工资二十五万，超过标准再加五万。他们就尽心尽力了。所以我现在比之前那几年轻松多了，有问题只要电话上跟他们联系一下就解决了。

杨锦麟：孙子们都在接你的班，向你学习，你对他们的工作满意吗？

褚时健：他们多数都是很努力的，不努力只有少数。我说你们现在搞的这一块是搞你们自己的。我们今天这个下金蛋的母鸡，将来哪个经营管理得好，将来就归哪个管。现在我们一年赚个一亿四五净利润，再过三年，中心这一块除掉全部费用后，一年就可以赚两亿多元。我说，你们年轻人现在找这样子的差事是找不到的。我有一个孙女在投行干金融，她一万块一个月。我说一万块一个月还不够你买房子，算算如果要买个房子你得花多少年？在我们这个地方，你一套便宜点的房子就要三四百万块钱，在大城市还不行。你一辈子一万块钱连付房子的费用都付不起。所以我让他们回来。我们的利益到一亿四五的时候，他们现在的三个人一个人的年薪是350万。他们也努力，收入他们也基本满意了，我说你买套房子也就不吃力了。